南张北溥，一舟同渡；五柳先生，千古高风
2026年4月10日，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专场，一件张大千作、溥儒题跋的《元亮归舟图》以256万港元成交（估价200-400万港元）。这件49.5×133.4厘米的水墨镜心，不仅凝聚了两位近代书画大师的笔墨精华，更承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艺坛交游往事——它的上款人“省斋”，正是那个时代颇具争议的收藏家朱省斋。
一、画中故事：陶渊明归舟的文人理想
《元亮归舟图》以白描手法绘写东晋隐士陶渊明（字元亮）乘舟归去的经典场景。画面中，五柳先生独立船头，丰神萧散，气宇轩昂。宽袍大袖随风飘举，衣带当风，正是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舟摇摇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”的生动写照。
张大千以中锋铁线描勾勒人物，线条细劲流畅，造型高古朴拙。陶渊明脸庞圆润，眉目清秀，气质脱俗。舟下水波以网巾纹细细勾画，取法其旧藏董北苑《江隄晚景》，笔带韧劲而富有轻重变化。岸边柳条繁密摇曳，衬托出轻风送舟的悠然意境。
展开剩余74%整幅作品不施色彩，纯以墨线表现，恰如陶渊明离垢脱俗的精神境界。这种白描手法，可见张大千对“大风堂”旧藏传赵孟頫《九歌书画册》的深厚研习。1946年，他曾以此法写成人物画巅峰之作《九歌图》卷；至1950年代，笔下人物多承袭李公麟、赵孟頫一路线条细劲的风格。
二、“南张北溥”合璧：可遇不可求的双绝
更难得的是，画后附有溥儒（心畬）以工整小楷全文录写《归去来辞》。溥儒书法取法成亲王而青出于蓝，此作小字工楷，笔笔精到，与张大千的白描人物相映成趣。朱省斋曾自言：“我固然非常爱好他的画，可是我更欣赏他的字，尤其是他的正楷。”
“南张北溥”在近代画坛并称，二人合作本就珍贵，而本幅更是为同一人“量身定制”——画意与题辞相契，内容与受画人之夙愿相合。朱省斋得此合璧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称其为“双绝”，并特意以珂罗版精制缩小印刷本，分赠同好，可见宝爱之深。
三、上款人“省斋”：从政界要员到书画掮客的传奇人生
“省斋”即朱朴（1902-1970），字朴之，江苏无锡人。他的人生轨迹颇为复杂：早年毕业于吴淞中国公学，进入商务印书馆任《东方杂志》编辑；后投身政界，得陈果夫赏识，又追随汪精卫，在伪政府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。抗战后脱离政界，转往香港经营书画买卖，撰文出版，著有《省斋读画记》《海外所見中国名画录》等。
朱省斋与张大千的友谊始于1940年代末。二人同好书画，无论在香港还是东京，常联袂搜求古书画、游览名胜。张大千寓居印度大吉岭或移居南美时，常委托朱省斋在香港代为搜购古书画，甚至通过他安排将《潇湘图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等名迹转让给北京故宫博物院——朱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那段时期，二人情同管鲍。张大千屡有佳作相赠，如《省斋读画记》《朴园图》《不忍话旧图》等，无不精心而作。朱省斋对张大千的鉴赏眼光和书画造诣极为推崇，行文中常溢美之辞。
四、一段友情的巅峰与终结
195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张大千频繁往来日本，联络出版《大风堂名迹》、筹备画展、订制文房用品。同年夏，溥儒自韩国讲学返台途中，在东京停留近一年。朱省斋此时与“南张北溥”交往频密，诗画酬唱多应和朱氏隐逸旨趣。
就在这一年冬天，张大千即将启程赴欧之前，特意为朱省斋绘制了这幅《元亮归舟图》，以陶渊明归隐之志慰藉友人。随后又请溥儒以小楷书录《归去来辞》全文于其上。三人在东京的这段往来，堪称艺坛佳话。
然而，这段友谊在1950年代末悄然生变。个中原委，两人皆未披露。但从朱省斋后来的文章字里行间，可窥见他对张大千多加讥讽，用词尖锐辛辣。1957年朱省斋访问京沪，观画访友，甚获礼待——这在当时壁垒分明的局势下，与张大千的政治取态大相径庭。加之收藏过程中某些手段的不愉快，或许正是两人交恶的导火索。
五、艺术与历史的双重价值
《元亮归舟图》的特殊之处在于：它既是张大千白描人物画风的典型代表，又是“南张北溥”合璧的稀世佳作；它见证了一段真挚却又遗憾收场的艺坛友谊，也记录了一位争议人物在乱世中的精神寄托。
朱省斋曾这样描述此画的诞生：“大千于临行赴欧之际，也画了一个《元亮归舟图》卷。图绘五柳先生飘立于轻舟之上，丰神萧散，气宇轩昂，描写那‘舟摇摇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’的神情，维妙维肖。而笔法高古，实堪直追龙眠，媲美松雪，诚不愧‘白描圣手’之誉。”
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归隐理想的象征。张大千与溥儒以笔墨回应这份千古高风，而朱省斋半生浮沉、最终以书画为寄托的人生轨迹，又与陶渊明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。
一件画作，三重意境——画中陶渊明，画上张溥合璧，画外三人往事。当我们在拍卖场上看到这件作品时，看到的不仅是笔墨技巧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与命运纠葛。
发布于：湖北省